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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2月27日，深圳市今年已完成1例多器官捐献和20例角膜捐献，角膜捐献数量累计达212例。深圳眼库负责人姚晓明表示，深圳角膜和器官捐献依然走在全国前列，这些捐献离不开媒体的宣传和协调员的努力。提到协调员的工作时，姚晓明称，目前对危重患者劝捐并非都很顺利，劝捐人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劝人死后捐献眼角膜，要听别人痛哭，还要忍受别人的怒骂（见昨日《深圳商报》B01版）。
劝捐员的工作难做，人人都可预料到。尽管如此，在深圳市器官捐献的成绩单面前，劝捐员功不可没。作为中国首位职业人体器官劝捐员，深圳眼库的陈淑莹3年共成功说服96人捐出眼角膜。劝病危者捐出自己的器官，这样的职业无疑是备受争议的。原因在于：一方面，在国人的传统观念里，暗示病人将死是不吉利的，乃大忌；另一方面，中国自古就有保持尸体完整性的伦理观。《孝经》有言：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。”为此，古代法律对破坏尸体行为都会严厉处罚。
现代法律仍然沿袭了对传统观念的尊重：对于死者器官的移植，必须经过死者生前的授权，或在脑死亡后由其家属授权，否则视为违法。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，人体器官劝捐员在开展工作时必然要承受家属怒骂，甚至忍受社会上的白眼。人们认为，在病危者还没有停止呼吸之前就跟他们讨论捐出器官的伟大意义，无疑是残忍的，是对病人和家属的不尊重。
出现这样的社会评价当然是正常的。但是，如果我们换位思考，其实可以发现，劝捐员在病危者无力回天时劝其捐出器官，恰恰是对他及其家属的尊重。尽管国人向来尊重遗体，但佛家有一句经典名言，即“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”。如果死者以自己的器官来救人，则不仅实现了佛家所倡导的精神境界，对家属来说，更可以看到亲人的永生―――获救者的体内跳动着亲人的器官，意味着亲人的生命还在延续。
著名歌手丛飞去世后捐出了自己的眼角膜，他忠实的歌迷就感受到丛飞的眼睛仍然在看世界。2006年5月3日，一位19岁女子的遗体在广东省中医院完成了5个器官的捐赠。5个器官当天就被送往中山三院，成功拯救了3名生命垂危的病人。女孩家属称，因受到丛飞捐献角膜事迹的影响，而最终作出捐献器官的决定。可以想见，当3个康复的人获得了新生，女孩的家属一定会感受到亲人的生命依旧旺盛。
诚如我们所知，目前我国是世界上人体器官最紧缺的国家之一，有数据显示，全国每年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有150万，但真正得到移植的患者只有约1万人。无疑，我们在尊重死者的同时，还得积极考虑生者生命的延续。就目前而言，劝捐行为会遭遇部分人的不理解，从事此项工作的人迫切需要得到社会的强力支持，因为他们正是怀着对生者与死者的双重尊重，才顶住了巨大的观念压力。
当然，劝捐行为遭到部分人的抵制充分表明，对于器官移植的积极意义，相关宣传工作做得还不够，许多反感劝捐行为的人没有意识到捐献器官对生者与死者的意义，这使得劝捐工作显得被动。另外，劝捐员的劝捐艺术还有不断提升的空间，既要技术性地避免伤害当事人的心灵，又要让对方认识到捐器官的意义，这无疑是一门可以探索的学问。
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认为，再完美的身体都会变成泥土，只有思想才可永恒。笔者认为，此理同样适用于器官捐献者，他们的生命与灵魂会在他们做出决定的那一刻升华。
□度千 |
来源：南方都市报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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